我们人类的记忆往往也是片段化的，对于爱对于喜欢对于惊慌对于憎恶，往往也都是片段式的记忆，以佐证当时的那种强烈情绪。因为片段化，所以也容易产生标签化的现象，以各种维度的标签来固化或加深对某人、某事物的判断与印象。哲学层面讲，这都不是客观的，但却是比较容易引起共情的，一如我这段话，也许就能引起一些朋友的共鸣了。
虽然已做了一段日子的心理建设与预期，但旧同事涛哥今日逝世，不免思绪万千涌动，脑子里也都是与他过往交流的各种片段。在他的人生后20年里，也许他也留下过一些关于我这个旧同事的记忆片段，但很遗憾我之前并没有向他聊起过这类似的话题，以感受一下他对于我的各种标签化印象。当然他可能也未必喜欢我主动挑起此类话题的讨论，自从他年第一次手术后，在后来的每次谈话或聊天中，基本上是他主动挑起某个话题，我负责接茬，然后讨论到某个比较畅快的高点为止，每次没有结论的甚至有些天马行空的话题讨论点，都是我们觉得彼此还可以继续下一次一起吃饭并欢快吹牛的引子。
认识涛哥大体是在年底的深航外站工作会上，我第一次作为外站经理参加，然后看到会议桌不远处的涛哥，彼此不熟悉也就点头之交。年他从杭州回深圳营业部上班，偶尔需要他在每月的外站会上发言，开始逐渐感受到涛哥的风格。年初我也下岗回到深圳营业部上班，开始与涛哥产生一些交集，譬如知晓他比较喜欢网络游戏，麻将水平比较差，与其他年轻同事的关系非常融洽等，偶尔也会与我开几句玩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年夏天《黑客帝国二》上映，我与另一个同事赶去了中信广场的影院，影片结束后发现他两口子也看的这场，于是一起坐他们的车回南山，在地下停车场找车花了大半个小时，四个年轻人在滨海大道飞驰的车里，播放着老鹰乐队最经典版《加州旅馆》，深夜开车窗迎风伴着歌曲的鼓点，是我那些年坐车后座最好的片段记忆了。
记忆片段很快翻到了年前后，他曾随朱总到济南营业部检查工作，一次午饭应朱总要求不得浪费，他硬吃下了那大半碗面条，当时我这个胖子看着都有些想打嗝，这才确定他原是能吃面食的北方人。年我回深圳总部上班后，就与他在一个科室，工作业务上的交集不多，但午饭工作餐时间是经常一起的，饭后百步走也是经常几个同事一起，话题则五花八门，也催生了营销夕阳红足球队，其间印象较深的有四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他曾告诉我，我在济南工作后期，总部纪检部门接到过多封关于我的各种不良问题举报信，然后经调查我还OK是过关的，问我是否知道这个事，我当时是一脸愕然与懵B。
第二个片段：年初我临时调去呼叫中心干活，是他送我过去报到的，虽然两个科室不过百十步距离，严格意义上他也不算我上司，但我还是非常高兴他代表科室为我送行。
第三个片段：在成立营销夕阳红足球队的过程里，涛哥与我轮流负责财务费用，在拉同事入队的过程中，因为我一意孤行，拉了二个比较有争议的同事入队，涛哥与另外一个创始同事，向我当面表达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相互支持，球队始终也还是在比较和谐的氛围中，算是达到了我们建立这个球队的初衷吧。
第四个片段：伊春空难期间，我们球队大部分成员都在例行训练完并聚餐后，当晚得到消息一同登机前往伊春善后的，飞行途中我与其中一个队员被分到遇难者善后组，涛哥他们被分到了受伤者善后组，历经半个多月，再回来深圳总部上班见面时，各自的人生感受与故事话题就多了深一层的交流。
年5月份我调往珠澳营业部，不过2-3周时间再回总部开会时，才知晓涛哥病情突发并去北京手术。依稀中我们还有个一些同事组成的吹牛QQ群，受当时微博时*氛围的影响较大，我偶尔转载一些观点也比较尖锐，在群里也不大受待见，涛哥虽不支持但也没太勉强，在一次群同事相约聚餐的路上，坐在副驾的涛哥问我关于带路*的话题，记得我当时的回答让涛哥很是沉默了一下，后面几年虽再没有提起，但我意识到涛哥也肯定是感受到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或成长与变化。
与涛哥更多的交流，是我从深航辞职后的这几年，涛哥像很多旧同事一样，对于我后续工作的关心或支持，使我对于工作友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可以畅快的聊天，是朋友间相处的最好体现之一，若还能在聊天之余给对方一些启发或思考，那就是美妙的锦上添花了。要从工作伙伴中，无论是当时的还是昔日的，找得到真切的友谊，其实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工作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三观的阻隔，以及相处时间长了带来的各种惯性偏见等。这些年能与涛哥交上朋友，是我的幸运。
最近是二个月前的一次聊天，是聊到了宗教话题，我倾向于佛教的三观，涛哥倾向于基督教的氛围，当然